在廣州zui低工資為每月1100元，2009年要“生存”需要月入1123元，若考慮今年通脹因素，2010年的“生存”成本還要再上升10%，即1235元，“溫飽”則需1323元，“發展”需1523元，但zui低工資僅1100元。

此外，廣州和深圳的“實際贍養指數”分別為1.7和1.9，每名打工仔的收入除要養活自己外，還要供養0.7和0.9人，多數是家中小孩或者老人。1995至2008年間，廣東GDP增長7.4倍，但zui低工資標準僅增長1.7倍，大大滯后，故極待提高。 

另一種聲音是*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吳慶，中國應當吸取美國zui低工資增長的經驗，建議降低zui低工資。 

*，美國的名義zui低工資增長并不快。美國建立zui低工資制度始于1939年生效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zui低小時工資從30美分起步，2009年zui低小時工資為7.25美元，zui低名義工資是71年前的24.2倍年平均增長率不到4.6%。

第二，扣除價格因素之后，美國的實際zui低工資在71年間變化并不大。1939年時30美分的購買力大約相當于現在的4.7美元，2009年的7.25美元相當于現在的7.36美元。因此，與zui低工資相當的實際購買力在71年間才增長了57%，離“倍增”都還有相當距離。 

第三，美國的實際zui低工資值出現過較大幅度波動。在1970年至1981年間，實際zui低小時工資一直維持在8美元以上。在1981年到1990年的9年間，實際zui低小時工資卻降低到了6.33美元。直到2008年，美國實際zui低小時工資都沒有回到7美元以上。 

由于名義zui低工資在71年間增長緩慢、實際zui低工資在70年代以后還持續地降低了20%左右，以至于當今美國的zui低工資標準已接近貧困線。

相比之下，中國的zui低工資已經超過貧困線。與全國1196元年收入的貧困線相比，目前許多省市確定的zui低工資高出了許多倍。因此，有不少人原本可以接受低于zui低工資標準的崗位從而讓自己脫貧，但zui低工資制度卻可能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 

那么，究竟怎樣的zui低工資標準才是合理的呢？

這是一個*都在努力爭論的問題。

亞當·斯密是對工資理論進行系統闡述的*人。斯密認為，“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斯密得出結論：“為贍養家屬，即使zui低級普通勞動者夫婦二人勞動所得，也必須能稍稍超過維持他倆自身生活所需的費用”，這樣的“工資是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zui低工資”。

馬克思對zui低工資作了zui深刻和有穿透力的論述。工人勞動力的價格由必需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即使在簡單勞動的生產費用中也要加入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工人的損耗也和機器的損耗一樣，是要計算進去的。總之，簡單勞動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這種費用的價格就是勞動力的價格。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zui低工資。

從而，zui低工資標準必須把工人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所需的成本計算在內，這不只是現代社會才應當采用的計算方式。

19世紀后期以來，美國勞工以及工會都在爭取生活工資概念。從20世紀初開始，各州議會和國會討論zui低工資立法，zui低工資也是被看成是zui低限度的生活工資。1938年，在*的敦促下，國會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了聯邦zui低工資，其目的是維護工人的身心健康，而不僅僅是zui低的生理需求。

由此可見，zui低工資標準范圍是不斷拓展的，不只是為勞動者個人生活所需的zui低報酬，至少足以養家糊口、繁衍后代的報酬，而且包括工人為了獲得某種勞動技能和技巧，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這也必須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

與其他標準不同，zui低工資標準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