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發展早期，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首先是工會代表工人就工資和雇傭條件等問題與雇主進行談判，談判后雇主無須再分別與每個雇員簽訂個別的勞動合同。根據這一集體協議所確立的準則，從簽訂之日起，所有特定群體、特定階層、特定等級的人員都應遵守。
這是工資的集體談判或集體協商機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和社會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摒棄勞資對立，謀求勞資合作，成為工業國家勞資關系發展的主要潮流。無論勞方還是資方，都認識到勞資之間長期的斗爭和爭議會給雙方帶來損失。
人們開始意識到，如果勞資雙方一開始就采取合作的態度，比斗爭到“兩敗俱傷”再妥協對雙方更有利。一些國家在制定和修改勞動法時，大都對集體合同作了專門規定，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作為調整勞動關系的手段在西方國家得到了新的發展。
1944年第二十六屆勞工大會在《費城宣言》中提出了“切實承認集體談判權利”的要求。勞工組織通過了一系列推動集體談判的文件，包括1949年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公約》、1951年的《集體協議建議書》、1971年的《工人代表公約》、l 98l年的《促進集體談判公約》。
20世紀80年代以來，勞工組織基于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提出創造協調勞動關系新機制，履行勞工標準，共同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的新思想。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勞工組織的建議，建立了包括集體談判制度在內的社會伙伴、社會對話和社會合作的新機制。
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以后，這個看似根深蒂固的按勞分配的工資慣例，開始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尋求突破。
1993年我國確定了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的收入分配制度。人們是按照勞動、資本、管理和技術等渠道獲得勞動收入，從而確定了人們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
1994年我國建立企業zui低工資保障制度，由當地政府可以根據確定zui低工資的綜合因素和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適當向上浮動，保障人民生活zui低生活標準。
1998年我國建立工資指導線制度，規定正常發展的企業貨幣平均工資增長基準線為8%；效益好的企業貨幣平均增長上線（預警線）為12%，不得突破；效益差的企業貨幣平均增長下線為實際工資零增長或負增長，但不得低于當地zui低工資標準。
1998年我國建立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按照國家統一規范、定期對各類企業中的不同職業（工種）的工資水平進行調查，形成各類職業（工種）的低、中、高三檔的工資價位，向社會發布，用以指導企業合理確定職工工資水平和工資關系。
發展至今，社會主義市場工資調控機制還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人力資源市場工資不能反映勞動者的價值本位，形成了我國工資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因此，需要建立一種企業和勞動者相互探討的工資決定機制。
那么，怎樣與老板談工資？
一是談工資需要協商主體，解決誰與誰談的問題。
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談判，特別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培養工會力量，使得工會真正成為勞動者的代表。國家應鼓勵和發展工會，要進一步增強獨立性，發揮勞動者聯盟的作用，使其建立和壯大。
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的基本職責就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而由于工資是職工zui重要的利益，工資集體協商就成了工會主業的核心內容。提升勞方的談判力量，可以有效制約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
二是談工資需要規范程序，以科學有效的集體協商保障談判效果。
據中華全國*統計，在開展工資協商的企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比沒有集體協商企業員工高10%～15%。
2008年正式施行的《勞動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在縣級以下區域內，建筑業、采礦業、餐飲服務業等行業可以由工會與企業方面代表訂立行業性集體合同，或者訂立區域性集體合同。
因此，工會配備應該聘用專業談判人員，強化執政基礎、階級基礎，為化解勞資矛盾、社會持續穩定提供組織保障，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
三是談工資需要明確協商重點，即工資福利是集體合同的核心。
目前我國工會在經濟上不獨立于雇主，在勞動關系中工會不獨立于資方。一些企業特別由于資本的控制力較強，且數量眾多、分布廣泛、企業制度不甚規范，也是工資協商的重大難點。
在這些企業中暴露出的zui突出問題，收入待遇等方面依附于企業。工資協商不是“集體談判”而更多的是“集體爭取”，影響談判效果。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全國正在探索“職業化工會工作者”的路子，由上級工會支付工資、“嵌入”企業進行維權的職業化工會工作者，已經有1.4萬名。在全國*的計劃中，還將投入近2000萬元推動各地試點。
四是談工資需要加強政府監管力度
如果工會一方手中沒有制約手段，談判是無法對等進行的，政府應當加強監察和協調工作，要在法律上賦予工會更多的資源和手段，目前應該將這些資源和手段明確化、制度化。
另一方面需要強化勞動監察。如工會向企業行政發出工資協商‘要約’，對方不‘應約’的；工資協議不備案的；簽完協議不履約的等等。
五是提高工會談判工資的能力
工會自身缺手段、少資源，急需工作創新、組織創新，談判能力也有待大幅提高。因此，中國工會需要改革，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
